风声丨《爱情神话》:被想象的上海式布尔乔亚生活

2022年01月02日 12:06:13
来源:风声

作者丨重木

在很大程度上,大部分观众或许都可能对《爱情神话》里的上海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些满是梧桐树的街道里弄,在各种关于近代上海的历史、流行或通俗文化中反复出现,也由此成为这个曾经被誉为“十里洋场”风流地的典型风景;另一方面我们也对此十分陌生,尤其是对于像徐峥所扮演的白老师或他朋友老乌这些住在五原路的上海人的生活与日常。

恰恰是这两种感觉的交相渗透,让我们对这部电影产生颇大好感,尤其它还与电影所展现的一种“上海的”现代生活的可能,以及它所带给人们的期许有关。但是,与此同时,疑惑与批评也由此而生。

许多评论都指出,电影里的这个故事必然只会发生在上海,因为和这座城市本身的历史以及围绕其所建构和想象的气质有关。自上海开埠以来,它就是一座融合的城市。伴随着这些年“民国热”所发掘打捞的种种历史,让上海混杂的现代性气质远远地突出其他同类城;由于其都市化程度以及作为诸多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共存之地,让上海在很大程度上极具包容性。

但是,这一包容性本身也伴随着严格且鲜明的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区隔,尤其在众多展现近代上海的文学或影视想象中,上海的纸醉金迷自始至终都只是部分阶层的特权,更多上海居民的生活与其关系不大。在《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中,卢汉超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近代上海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与外滩以及南京东路的繁华往往远远相隔。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美]卢汉超著,段炼、吴敏、子羽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版

风声丨《爱情神话》:被想象的上海式布尔乔亚生活

被想象的“上海”

“你个外地人,哪里懂上海人……”

对传统上海繁华的想象,在郭敬明的系列小说《小时代》中得到继承。许多人往往把郭著看做不入流的通俗文学,但当我们把它放入近代上海书写谱系中便会发现,郭敬明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关于魔都灯红酒绿的想象。这一想象,本身就是自足且往往因为带着追溯性的怀旧而必然会产生的玫瑰色暖意。与此同时,《小时代》也向我们展现着这纸醉金迷背后支撑起的是一系列严格的阶级、金钱、文化与社会地位的分化。相比于《爱情神话》中的老白、老乌这些上海人,《小时代》里的达官贵人们更像是“New Money”,由此才使得老乌产生一种今非昔比,自己作为上海人被当做“客人”的感觉。

然而,就如老白随即对老乌这一“土著”感慨的解构,对上海这座城市来说,它没有土著,所有来此之人都是客人。“土著”的形成,一方面与时间有关;另一方面,与他们对自我身份和城市认同的建构息息相联。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如今,依旧有许多人嘲讽揶揄上海人骄傲的身份和城市认同的原因,他们就如老乌一样,因为祖上的先来而使得他们可以在梧桐区开疆辟土,划地为家,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划界行为”建构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

对这些人来说,这座城市就是属于他们的,因为在地理空间的经济与权力划分下,他们不大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见到许多外地人;即使存在,也大都是金发碧眼的欧美人。这也正是许多评论在指责这部电影过分“纯化”上海人这一身份时所忽略的,对于居住在五原路的老白及其朋友圈,他们本身就是自成一体的封闭社群。《爱情神话》里那样好似盆景一般的生活风格,或许就是他们的日常。

《小时代》向我们展现着这纸醉金迷背后支撑起的是一系列严格的阶级、金钱、文化与社会地位的分化。

《爱情神话》的导演邵艺辉是个聪明人。在电影中,她给老白等人的日常生活里加入了许多极具上海特色的小元素和一些小习惯,由此使得电影院里的上海人对此心有灵犀。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些幽默、习惯或一些奇怪的行为,也随之被当做某种“上海格调”而接受,因为这背后存在着一种强势且流行的文化权力。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对《爱情神话》批评的批评上,在一众赞美之间出现的一些批评,遭到一种文化特权上的嘲讽,如“你个外地人,哪里懂上海人……”诸如此类的话语,在此类对批评的批评中反复出现;背后所隐藏的,恰恰是上海人以及其对于自身某种被想象和被建构的文化、生活习惯与气质的解释权、控制和骄傲。

因此,对许多人来说,《爱情神话》就像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平行宇宙中的故事,它似乎没有历史,也不存在空间上的区隔,反而是一种似乎自在自为的纯然存在。并且,电影通过一系列拍摄手法展现白老师的一天。但是,这一路所展现出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仿佛很熟悉,另一方面也让人感觉像是摆拍。

在某种程度上,老白的生活同样被风格化了,成为一种想象的或被提炼的上海布尔乔亚阶层(或说是梧桐区阶层)的特征。因为它本身就是处在一种似乎已经消失的(如老乌感慨)或可能正在消失的(如老白儿子白鸽),以及还会继续存在(根据家庭对白鸽的计划,他未来也完全可以像父亲那样生活)的状态中。

风声丨《爱情神话》:被想象的上海式布尔乔亚生活

“土著”与客人

被“外地人”意淫的上海和生活

导演也在不时地提醒着观众,无论是老白还是老乌,或是李小姐、格劳瑞亚,她们之所以能有如此生活或风格化的日常,与他们从祖上那里继承的房产有着根本联系。在电影中有一个情节,老白前往自己心仪的李小姐住处,发现她正带着孩子住在母亲家,房子破烂且憋屈。在电影中,房子话题反复出现,无论是白老师免费把房间租给意大利男孩(为什么不是一个中国男孩?),还是老白前妻和母亲都希望他把房子留给白鸽,以及老白邀请李小姐搬来住自己的房子……这一系列或明或暗的提示,也反复地告诉观众,这一群体本身的特殊性。

作为上海“土著”的他们,大都从祖上那里继承了可观的房产,并且这些房子本身也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因为它们所处的城市位置,决定其所具有远超于金钱之外更加复杂的象征、身份和文化意义。这正所谓“宁在梧桐区骑脚踏车,不坐沪C保时捷”。

“宁在梧桐区骑脚踏车,不坐沪C保时捷”

恰恰是上海房产,且位于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产,让这些中年人以及其下一代都不必为基本或体面的生存东奔西走;恰恰也是这一点,构成了《爱情神话》必然遭遇的困境。与这部电影同时上映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能与它构成一种不大协调的对话。

《雄狮少年》的大背景就是上世纪末20世纪初外地人进城务工的历史,是一群群来自农村或边远地区的务工人员建造了一座城市,最终他们却无法留在自己所建设的城市中,或即使留下了,也大都处于城市空间的边缘地带,成为一群无法显现的模糊之物。恰恰是我们所遭遇和身处其中的日常生活和现状,让我们对《爱情神话》里所展示的风格化生活产生一种错觉,并且导演似乎也在有意地忽略这一点。

邵艺辉本身并非上海人,但在上海生活多年,因此她的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做她对特定上海人生活的想象与建构。但就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当她凝视这一群上海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情感世界时,作者自身的主体位置处于何处?从电影中的展现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上海人的自我想象,以及一种甚至超越他们来自“外地人”更加强烈的想象和窥视,就如郭敬明在《小时代》中所展现的,那是一个被“外地人”所意淫的上海和生活。然而,也正是这一被内化的主体位置,导致原本就存在的想象特权,一方面被再次固化与生产,另一方面也由此遮蔽了本身存在的区隔,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日益无法撼动的阶级固化。

被渴望的生活风格

每个人都渴望,并非每个人都能有

如果说某种生活风格或形式总是伴随着特定的经济基础,那么我们或许就会在不小心中,更进一步地剥夺了原本就处于结构中不利地位的群体或个人对某种生活风格、情调和气质的追求与想象的权利。这也是许多阶级分析的陷阱所在,因为它在不知不觉中会成为其所反对的意识形态的反面促进者,成为其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齐泽克才提醒我们,要对此类批评提高警惕;对《爱情神话》的一些批评,也便落入这一陷阱。把特定的生活风格与特定的群体、阶级和社会地位进行捆绑,从而可能在暗地里加固了已有的社会区隔与陈见。

在很大程度上,《爱情神话》引起人们的欢迎,或许恰恰与它所企图展现的生活风格有关,即一种“为我”的体面、充盈且自由的生活。尤其对于当下挣扎于各种无意义且无用的工作中的人们来说,这样一种生活风格与可能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向往与关注。尤其对于老白老乌这些人来说,工作对于他们而言完全是“为我”的,因为自己喜欢或是希望去尝试的选择,而非为了谋生与赚钱而不得不的无奈。

我们可以想象白鸽的生活,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一份工作,并且如果发现这份工作里充满各种996压迫和剥削,也可以直接辞职走人。这样的选择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在这背后即因为白鸽有着父母做支撑,也因为他不必为了房子、车子等物质来确定自己生活的幸福或是作为保障生活的支柱。

《爱情神话》剧照

这样的生活想象背后与布尔乔亚阶层产生紧密联系,因此许多评论也认为《爱情神话》展现的是上海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情感状态。但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即老白老乌以及李小姐这一群体或生活圈的封闭性所带来的信任,现代城市中某种稳固的日常生活所搭建起的熟人问题。恰恰是这一紧密联系,让我们遗忘了自己在现代城市中所感到的隔离、冷漠和防备。

有意思的是,似乎恰恰是老白这一群人实现了马克思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想象的生活,即能够摆脱社会分工以及由此为每个个体所建构的角色模型,而是在一种更加自由自在的状态下进行各种工作、娱乐和角色的滑动。然而,吊诡也恰恰出现在这里,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些,正是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物质力量的掌控,或者更正确的说是掌握了相应的物质和生活资料,从而让他们能够“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

在《爱情神话》中,其盆景般的精致摆设存在着许多看不见、被遮蔽的东西;与此同时,这或许也并不妨碍我们对盆景本身的欣赏与向往。在《爱情神话》中,导演也稍微涉及了“当下的”状况,例如白鸽的女友不是上海人,且白鸽似乎并未与爸妈一起住在梧桐区。

相比于早期的上海移民,他们因其历史而积累了相应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以及由此建构起一整套关于生活、情感与人生的意识形态;但其后涌入上海的外地人,则开始构建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与文化模式。前后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与张力,就好像白鸽与其女友之间的矛盾,或许就可以看做这样的一种隐喻。

《爱情神话》剧照

成功的神话

忽视现实的困境,贩卖廉价的梦想

这或许也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无论是外滩与南京东路的繁华,还是大世界的人头攒动,上海都为不同的人提供了生存和生活的机会。虽然当下伴随着阶层流动的固化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但我们依旧能看到一座城市的动态。就如卢汉超在其著作中提醒我们的,不要只迷恋或是仅仅看到其某一侧面。因为无论如何,那些前往上海或是其他城市的人们,他们或许也都分享着一个相似的渴望,即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过上一份体面的生活。

《爱情神话》展现着这样的生活形态,却也悄悄地隐藏了构建这一意识形态以及如何才能够真正实现这一渴望的外部社会因素。就如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所提醒的,我们的努力受制于社会结构、文化与相关的外部环境;《爱情神话》里的生活,不仅仅只是他们奋斗得来的,它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产物。

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并非个体通过自身努力就能够实现的,因为前者有着两三代的资本积累与延续。恰恰是这一点道出了“神话”背后的意识形态伪装,因此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一种日渐僵化的结构,因为新的因素需要新的空间和发展环境等一系列的外部支持,否则“努力就会成功”的神话就会一直贩卖其廉价的梦想,覆盖着真实的处境,让我们最终迷失在他人构建的世界里。

重木系自由撰稿人,长期撰写影视评论与亚文化观察。文章散见于《新京报》和澎湃等媒体。原标题为“《爱情神话》:被想象与渴望的布尔乔亚生活”,文章有删减。

作者丨重 木

编辑丨萧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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